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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媒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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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生素D防治COVID-19的機制與功效4
台灣海峽兩岸醫療事務交流協會 807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597號8樓之3
李衡昌 理事長簡介:自然醫學博士,現任台灣優化細胞發展協會理事長、台灣植富硒研究中心執行長、倍立康富硒生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台灣植富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曾任台灣巴黎雅整形醫美集團董事長、香港必瘦站中國控股公司台灣執行長。世界各國食品藥物管理部FDA,都已經正式將硒元素列為每人每天必須攝取的營養。同時,中國大陸更在九年級化學教科書裡,清楚說明硒元素能抑制癌細胞生長及其DNA、RNA和蛋白質合成,抑制癌基因的轉錄。硒元素能夠在人體內合成至少26種硒蛋白,具有超強的抗氧化能力,使身體維持抗病的作用,有關硒元素的研究,至今已經有超過3萬8千篇的國際期刊發表,因此它的作用機轉以及功效,深受全球醫學界的重視。台灣優化細胞發展協會,是台灣唯一專研植物硒的研究機構,於2016年成立時,就集合生技、醫療、學界及農業等領域頂級的專家學者,積極投入植物硒的研究。擁有自然醫學背景的理事長李衡昌博士說,會投入植物硒生技領域,是研發團隊參與一項國家型計劃,在南太平洋探勘新能源時,意外發現到天然硒礦,才開啟了台灣植物硒的新紀元。6年來,協會已經成功孕育出多達30種以上的富硒植物,甚至也將研髮品項朝藥用植物發展,藉由植物本體的轉換機制,將天然無機硒轉換為自然有機硒,有利於人體百分之百吸收,並提供做為類新藥原料。目前,植物硒原料已經提供到中國大陸、日本、東南亞等國家生技業。此外,為了大幅提升植物硒的轉換率,協會也在農具應用上,開發出多項科研成果,包括了能量地膜以及能量蔬果紙套,它具有能量撓場功能。李衡昌理事長說,我們研發的能量地膜,不但可以有效促進植物增加30%~70%以上的生長率,也提升植物抗病能力,並增進了植物硒的轉換率;同時地膜在10個月內即可完全分解,以達到百分之百的環保效益。李衡昌理事長進一步指出,以新鮮的植物硒福山萵苣為例,用一般地膜栽種,含硒值為70毫克/公斤,但採用能量地膜栽種出的實驗組,卻可以提升到150毫克/公斤的高數值,而其他多種維生素,也是呈現相同的比例數值,這樣的意外研發成果,將大幅提升類新藥原料的產值。目前,研發團隊的植物硒類新藥原料,經福建省福州市官方檢驗數據顯示,量產化的植物硒高達890毫克/公斤,有機硒含量更達99%以上超高標準。未來將廣泛提供給生技廠,做為高純度、高質量的類新藥。另外,能量蔬果紙套,更可以有效減少果皮上的黑點,讓果肉汁液分子更小,甜度更佳,質量更好。同時,協會也針對台灣本土天然富硒植物,以「植富硒」標章申請商標註冊,用最嚴謹的態度要求出最高質量的類新藥原料,正式為台灣植物硒產業定位。在生技醫療方面,協會研發團隊利用青花椰菜及山苦瓜兩種高抗氧化的植物為載體,成功開發出高純度植物硒類新藥原料;同時也應廣東省政府邀請,參加國際創新節,並發表台灣植物硒農產品及類新藥開發成果,吸引國際生技醫療產業的注目。目前,協會已經成功開發出一系列植物硒相關類新藥等級的配方,包括各種重大疾病,如癌症、阿茲海默症、紅斑性狼瘡、心血管、糖尿病等。並最新研發出以「SR-971」為代號,具最夯的抗衰老NAD+、NMN醫療等級天然植物萃取類新藥配方,並順利技轉給會員廠商,在多達數万篇國際期刊論述基礎下,已經深受醫療界的肯定。此外,研發團隊同時也將植物硒生技,運用到乳牛乳腺炎上,臨床證實有信心可望完全取代抗生素;另外也導入雞蛋生產,讓每顆優質雞蛋富含高單位硒元素,不但能增強雞隻免疫力,更能提升蛋農的收益。在寵物醫療運用方面,植富硒的功效也受到醫療界相當肯定。台灣福爾摩沙獸醫臨床醫學會理事長馮宗宏醫師指出,我們在臨床上,將植物硒運用在寵物犬的傷口發炎及糖尿病褥瘡上,確實看到快速癒合的功效,我認為這項新的研發技術,非常具有發展潛力。協會秘書長陳麗琴博士說,我們積極推動植富硒生技醫療,從天然硒肥料科研、種子、種苗培育、栽種、萃取、檢驗、配方研發,以及各項繁瑣試驗作業,再到醫療院所確定其穩定性,上中下垂直整合充分掌握。理事長李衡昌博士強調,這6年來,我們已經成功建構出植物硒的產業鏈,同時在全台灣近百分之九十的行政區域遍地開花、萌芽,並且擁有完整的研發大數據,我們有信心能將這項成果,推展至海外市場。台灣優化細胞發展協會以植物硒生技醫療為基礎,成功締造了台灣類新藥的新里程碑,其成果也獲得中國及東南亞國家的注目,誠如李衡昌理事長說的「物以硒為貴」,在在顯示出台灣生物科技的超高水平,已經在國際上發光發亮了。 http://www.mse.org.tw/hot_430387.html 台灣優化細胞發展協會 物以硒為貴 2022-05-11 2023-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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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蘇裕盛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2019, COVID-19)是一種急性感染性肺炎,其病原體是一種先前未在人類中發現的新型冠狀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SARS-CoV-2是一種具有包膜及正單鏈RNA的病毒(Enveloped, positive-sense single-stranded RNA virus, +ssRNA)。COVID-19是一種經呼吸道傳染的急性感染性肺炎,病原體是一種先前未在人類中發現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潛伏期114天,多為37天,潛伏期具有傳染性,人群普遍易感。新型冠狀病毒引起的急性感染性疾病,可表現出輕至重度的臨床症狀,主要包括發燒、呼吸急促、雙側病毒性肺炎、結膜炎、呼吸衰竭、細胞因子釋放綜合征(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 CRS)、敗血症等。COVID-19疫情已成為全球性的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給世界來了巨大的健康和經濟負擔,COVID-19大流行引發的全球健康危機仍在繼續,且病毒不斷發生變異,為此當前任何可以降低感染和死亡風險的公共衛生措施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VD缺乏症在美國黑種人群體中極為普遍,而美國黑種人感染COVID-19的概率較白種人高出3倍,病死率高出近6倍。2017年英國發表的1篇包含了25項隨機對照試驗的Meta分析結果顯示,補充維生素DVitamin D, VD)是安全的,且可預防急性呼吸道感染,尤其在那些每天服用VD或最缺乏VD的受試者中效果最佳。中國大陸一項研究VD缺乏與COVID-19發病風險及預後相關性的Meta 分析,關注複合不良預後結局,包括死亡率、機械通氣和需要重症監護病房護理等。該研究結果共納入29項研究,涉及6,218 COVID-19病人,Meta 分析顯示,VD 缺乏與COVID-19發病風險有關,VD COVID-19病人複合不良預後結局有關,其中血清VD 缺乏與COVID-19的死亡率有關,與需要重症監護病房(ICU)護理的風險有關。結論認為,VD 缺乏會增加COVID-19的發病風險,並與COVID-19病人複合不良預後結局有關。
 
COVID-19VD
        VD作為人體所必需的有機化合物,可以將給人體補充VD 作為預防SARS-CoV-2的替代療法,但這仍然需要大量的證據支持。流行病學研究表明,人體內VD濃度與COVID-19感染風險、感染嚴重程度以及病死率之間存在聯繫。一項對人類細胞中COVID-19靶標無偏差基因組的跟蹤研究發現,VD是得分最高的抗感染分子之一。在人類編碼COVID-19蛋白靶點的332個基因中,VD可以改變其中84(25)基因的表達水平,可以干擾27COVID-19蛋白中19(70)的功能。VD缺乏症與心血管疾病、2型糖尿病、代謝症候群(Metabolic syndrome)、癌症和死亡率上升等具相關性。體內VD狀態(Vitamin D status, VDS)與其他非感染症疾病和感染症的敏感性增加有關,尤其是上呼吸道感染。研究均提示,VD缺乏可能是COVID-19的危險因素之一,補充VD或有助於防治COVID-19
 
        VD是一種脂溶性維生素,是維持高等動物生命所必需的營養素,已知的VD至少10種,對人體而言最重要的是VD3(膽骨化醇、膽鈣化醇)VD2(骨化醇)。植物中麥角固醇經紫外線照射產生VD2,酵母、麥角等含量較多。人皮膚中7-脫氫膽固醇經紫外線照射可轉化成VD3,即內源性VD。外源性VD主要由動物性食物中獲得,如魚肝、蛋黃、奶油等,攝入後在膽汁作用下從小腸吸收入血。VD2VD3對人體具有同樣的生理作用,兩者本身無生物活性,經膳食和光照獲得的VD2VD3,與血漿α-球蛋白結合被轉運至肝臟經25-羥化酶作用,變成25-OH-VD3,然後再在腎臟中混合功能氧化酶-1α羥化酶作用下轉變成具有生物活性的1,25(OH)2D,其活性比25-OH-VD3500 ~1000倍,是VD的主要活性形式。
 
        VD的主要活性物質為1, 25二羥VD1, 25(OH)2D),經由與免疫細胞內的受體(Vitamin D receptor, VDR)結合而發揮生理作用。在細菌和病毒侵襲時,它調節先天性和適應性免疫系統。研究發現,SARS-CoV-2進入肺泡上皮細胞,其棘突蛋白(Spike-protein)與血管收縮素轉換酶2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2, ACE2)結合可能強化腎素-血管收縮素系統(Renin-angiotensin system, RAS),導致肺泡細胞中血管收縮素Angiotensin II, Ang II)的濃度過度積聚,進而引起急性肺損傷。人體內VD濃度與COVID-19感染風險、感染嚴重程度以及病死率之間存在聯繫,其可通過調節機體免疫、抑制炎症、干預RAS來影響COVID-19的發生發展。研究表明,VD在人體免疫調節、維持肺部和肌肉功能、促進心血管健康以及預防傳染性疾病等方面均起到一定的作用。    
 
調節RASACE2
        研究表明,SARS-CoV-2利用棘突蛋白(Spike-protein,可以假想成鑰匙)與ACE2(可以假想成進入細胞的鑰匙孔)結合來固定和穿透目標細胞。因此,ACE2被命名為SARS-CoV-2的功能性受體,是感染COVID-19宿主細胞的主要受體。ACE2高分佈的器官可能是SARS-CoV-2感染途徑的潛在危險因素。SARS-CoV-2ACE2結合進入細胞、完成病毒在細胞內的複製及釋放、誘導細胞毒性。因此SARS-CoV-2感染的途徑取決於ACE2的表現和分佈。ACE2分佈在肺、腎近曲小管細胞、血管細胞和心肌細胞。ACE2的表現越高,ARDS併發肺炎腫(Pneumonitis)和急性腎損傷併發衰竭的發生越多。
 
抑制炎症
        研究表明,COVID-19可通過ACE2受體感染並啟動巨噬細胞,使細胞分泌的IFN減少,細胞因子以及趨化因子(IL-1BIL-6TNF)增多。積累的單核巨噬細胞通過IFN-αβ受體在其表面接收活化信號,從而產生更多的單核細胞趨化因子,導致單核巨噬細胞的進一步積累。這些聚集的單核巨噬細胞產生了大量炎症細胞因子(TNFIL-6IL-1B)和誘導型一氧化氮合酶,從而增加了疾病的嚴重程度。因此,抑制細胞因子風暴是治療和預防COVID-19的重要途徑。
 
        VD可減輕發炎反應,進而預防或降低微血管的損傷。炎症的升高是COVID-19的一個重要危險因素,研究強調了VD是對抗流感和COVID-19有效的免疫調節劑。例如,許多COVID-19病症的發病機制涉及細胞因子風暴所引起的微血管損傷,即一種重要的發炎細胞因子介白質6Interleukin-6, IL-6)所導致的微血管損傷。VD或許可作為一種強力免疫抑制劑,以抑制 COVID-19患者的細胞因子釋放。其機制是抑制促發炎途徑,包括核因子活化B細胞(Nuclear factor kappa B, NF-kB)、IL-6和腫瘤壞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 TNF)。此外,VD可增強細胞免疫,其部分機制是減少了免疫系統在對抗細菌和病毒感染的反應中所產生促發炎細胞因子和抗發炎細胞因子。
 
免疫調節
        VD還可誘導氣道表面液體上皮產生抗菌肽和免疫調節宿主防禦肽,並可通過調節巨噬細胞和T淋巴細胞的活性來減少肺中促炎性細胞因子。病毒感染初期通常由先天免疫系統首先與病毒抗爭,直到感染後的7-10天,適應性免疫系統才被充分啟動。適應性免疫應答依賴於高度專門化的TB淋巴細胞,它們具有特異性識別外來抗原的能力。
 
        B淋巴細胞可以分化為漿細胞分泌消滅病原體所需的抗體,T淋巴細胞可啟動巨噬細胞並殺死被感染的細胞。多項研究顯示,VDT淋巴細胞和B淋巴細胞的免疫調節作用可通過直接作用於細胞增殖、分化、凋亡實現。VD可通過減少T淋巴細胞的增殖來抑制適應性免疫反應,觸發調節性T淋巴細胞增殖,抑制其他免疫細胞的炎症反應。有研究表明,較低的VD濃度能增加人類罹患肺炎和病毒性上呼吸道感染的風險,而VD濃度處於良好狀態則可顯著降低人類感染呼吸道傳染病病原體的風險。
 
VD、感染與免疫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
        研究顯示,VD缺乏可能會導致肺部RAS的過度啟動;VD可能對急性肺損傷起到保護作用,其部分機制可能是平衡RAS。因此,VD缺乏可能會加重SARS-CoV-2感染引起的肺部RAS的失衡。SARS-CoV-2可能干擾細胞間隙緊密連接的完整性,而VD可以維持細胞間隙的完整性,進而降低感染的風險。VD對於感染症的機制可能是強化先天性和適應性免疫系統的作用。SARS-CoV-2感染人體後,除了釋放複製的病毒之外,還會誘發促發炎細胞因子的釋放。VD可調節巨噬細胞的反應,防止釋放過多的促發炎細胞因子和趨化因子。因此,VD、感染和免疫系統之間存在著複雜的相互作用,且VD可能經由調節RAS、先天性和適應性免疫系統、細胞間隙的物理屏障,進而達到預防或改善COVID-19病症的不良結果。
 
        血清25(OH)D濃度被公認為反映VD狀態的最合理指標。目前認為血清25(OH)D <10 ngmL (<25 nmoLL)為嚴重缺乏;<20ngmL (50nmoLL)VD缺乏;2030 ngmL (5075nmoLL)VD不足;>30 ngmL (>75nmoLL)VD充足。VD不足或缺乏人群占總人口的50%~80%。影響VD減少的因素很多例如膳食攝入不足、高緯度地區日照少、戶外活動少、皮膚防曬處理等;肥胖、老齡會使皮膚中7-脫氫膽固醇漸漸減少,老年人VD更容易缺乏;肝腎功能不全皆影響VD的活化。
 
預防SARS-CoV-2感染
        一項針對韓國院內成人患者的研究,評估COVID-19患者的營養狀況,發現24%COVID-19患者有嚴重VD缺乏(25(OH)D ≤ 10 ngmL),而健康族群的對照組則為7.3%COVID-19患者的VDS明顯較低。VD 缺乏是COVID-19臨床嚴重的危險因素之一,故對於應付疫情,建議民眾補充VD或以自然日曬方式以維持適當的血中VD濃度。一項基於人群的以色列研究發現,VD低濃度與增加COVID-19感染的可能性有關。學者建議,有流感和/COVID-19風險的族群可考慮連續數週食用10000 IU/VD3,以迅速提高25(OH)D濃度,之後,食用5000 IU/天。應該維持25(OH)D濃度目標是提高到40 ~ 60 ng/mL100-150 nmol/L)以上。
 
        研究表明VD在體內血清濃度可以影響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感染率,較高的血清25(OH)D濃度與降低COVID-19的風險和嚴重程度有關。VD可通過調節免疫、抑制炎症、干預RAS來起到防治COVID-19的作用。流感、COVID-19等急性呼吸道疾病的高峰期通常是25(0H)D濃度最低的時候。因此應在冬季前幾個月開始補充VD3,以將25(OH)D的濃度提高到20-30 ngmL,預防急性呼吸道疾病。而保護程度隨25(0H)D濃度增加而增加,最佳濃度40-60 ngmL,為了儘快達到這個濃度,建議服用VD10000 IU/天,1個月後劑量可以降到5000 IU/天。
 
        補充VD使25(OH)D維持在最佳濃度已被證明可預防呼吸道感染。故在COVID-19疫情期間,VD缺乏的高風險族群,包括暗深色皮膚、高年齡或有疾病病史等族群,應考慮補充VD,維持血中25(OH)D維在最佳濃度40-60 ng/mL以上,以預防COVID-19和輔助治療其併發症,特別是急性呼吸道併發症。已有研究表明VD缺乏可能是COVID-19傳播和重症的重要因素。通過光照、膳食及藥物補充VD,增加體內活性VD的濃度,是預防COVID-19、治療COVID-19及延緩嚴重病程和減少疾病死亡的一個潛在選擇,但尚未得到廣泛證明和應用。
        現歐美國家已經啟動多項在COVID-19患者及家庭成員中,尤其在老年人群中補充VD的相關研究。較高的血清VD濃度在預防呼吸道系統感染、增強免疫系統、維持心肺功能等方面均具有一定作用,且VD濃度與COVID-19患者臨床症狀程度有關,重症病人VD濃度較低,而較高劑量的VD補充劑可能有助於改善COVID-19患者的臨床症狀。VD在控制感染中重要性逐步提高,且不良反應少,對防治新冠肺炎具有不容忽視的意義。但是仍需要留意高劑量的VD對骨密度可能存在負面影響。總之,補充VD對抗COVID-19的臨床共識仍需進行更多的隨機對照研究。